(本文摘錄自輔仁社會研究期刊 第六期)
肆、與文獻對話
在與父親訪談前，為了更了解父親年幼時所處的時代，因此曾拜讀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但看完之後，忽然發現父親的生命與龍應台女士書中故事主角們，有著不一樣的發展。
首先，龍應台女士的母親美君，四九年的那次撤退與丈夫失散了。來到高雄後憑藉著身上的五兩黃金，以及過去跟在美君丈夫身邊的兩個傳令兵，獨自帶著兒女在高雄港邊開起小雜貨與五金舖子。在等待丈夫下船與全家人會合的同時，也開啟了他們一家在台灣的新生活（龍應台，2012，p.27）。而九子的父親，帶著數十兩金條及政大新聞系的學歷來到台灣。並被安排至台灣新生報工作。卻因為無法忘卻滁縣老家的大宅院，選擇在台灣夜夜笙歌，在散盡家財後只能在台灣安身立命。而一同來台灣的一雙兒女的青少年階段，只能像孤兒一般，在二哥的家中渡過。
張玉法，因一九四八年濟南戰役，跟著八千名山東中學的學生輾轉來到台灣。因個子太小無法當兵，在一九五三被送到員林的員林實驗中學就讀，後來成為民國史的專家，一九九二年當選中研院院士（龍應台，2012，p88~89）。李九子，一九四九年離開南京，與一群立法委員及其家眷在國民黨的安排下，從上海搭船經香港來到台灣。曾想考空軍官校，卻因父親的反對，而報考陸官，最後還被他父親帶離陸官。生命中永遠不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寫下庸庸碌碌的一生。
林百里，四九年後在香港長大，他的父親與李九子的父親一樣，經常出入代表歌舞昇平、紙醉金迷的大舞廳、俱樂部。但他的父親是在那裏擔任會計工作，而九子的父親卻是在那尋求短暫的歡愉以忘卻鄉愁（龍應台，2012，p.115）。百里與九子同樣住在一個無法翻身的小房間，同樣要在狹窄的空間裡寫功課、練書法，但一路陪伴林百里的是他的父親，而陪伴李九子的卻是他的二伯父。
秦厚修經由澳門進入香港，在香港生下她與先生馬鶴凌唯一的兒子，並取名為「英九」，秦厚修在香港找了一個在荔園收門票的工作（龍應台，2012，p116）。四九年時，九子也曾短暫踏上香港，但他母親光鮮亮麗且能歌善舞的身影，只存留在他每個午夜夢迴的思念裡。
其實龍應台女士整本大江大海，除了描寫一九四九年前後，大陸各地內戰與逃亡的景況之外，所引用的都是名人或高官年輕時的經歷，做為故事的基底。而這些名人與高官的人生，在他們來到台灣之後，都有著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開展與成績。讓整本書流露出國民黨將這些外省人，在帶來台灣後，還轉變了他們的人生。同時，也透露出這些外省人，若能克服初來台灣時的顛沛與物質上的困乏，努力勤奮工作，必能開啟光輝亮麗人生篇章的浪漫情懷。
然並不是每個在黨國體制保護與照顧下的外省第二代，都能過得平順與輝煌。鄧元玉，父親為黨國大老鄧文儀，因國共內戰紛亂不斷，且家中繼母不能見容於她的存在，致使最後鄧元玉在九歲時就被送至同為黨國大老的鄧文禧將軍家中接受照料。但此一決定卻開啟被叔父鄧文禧經常在半夜闖入她身邊，對她上下其手，滿足鄧文禧手慾的生命經歷。而這些寄人籬下且無法被好好照料與對待的經驗，對一個孩子而言，在心中所留下的傷與痛，卻不容易輕易被療癒和撫平（鄧元玉，2013，p195~196）。
「如果我們追究在生活中失敗的許多個案，我們幾乎都會發現：他們是由於母親沒有適當地盡到責任。……當我們在研究問題少年的自述時，我們能夠看到他和母親間的關係中有困難存在。」（黃光國譯，2013，p122）
「我們這一代是被時代消耗的一代。從前移民，外出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災荒所迫，挑著擔子，一家或一口去墾荒，希望是落戶。而我們這一代已有了普及的教育，卻因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聚散漂泊或淹沒。」（齊邦媛，2013，p243）這是齊邦媛老師對於自己所身處時代的感嘆。「文化代表著前面幾代人在性格、意識、和每個活在其中的人心理表現的遺產，其可塑性允許更改，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與此同時，人類繼承那個由物質和社會資源所組成的角落。為此，文化是人類適應的主要模式。」(Jaan Valsiner，2012，p122~123)。
這是Keller在2007年提出人類與文化間關聯的論述。而對於我父親，這一個在台灣失敗的外省人，他真的不曾為自己的人生努力嗎？他又真的不願讓自己的人生，甚至於整個家族重返光輝與榮耀嗎？但他失敗了，而這個失敗的代價，卻是讓他賠盡他全部的人生，並讓他的家人一起連累受苦。一場內戰，改變了父親原本所身處的文化結構與環境。只是對於這樣的改變，父親似乎至今仍無法好好適應。
我並非要仇視龍應台女士書中的那些名人與高官。但同樣一段顛沛的旅程，父親與書中許多名人高官一樣，也享有國民黨以及軍公教身分的資源與支撐，但這一切卻在不同人身上綻放出不同的光彩。面對這一切，或許真正重要的，是每一個人是否能從這段經歷之中，找出對他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而這卻是不見於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之中。
(未完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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