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輔仁社會研究期刊 第六期)
回顧母親與父親的婚姻，據說外婆當時就很急著想把母親嫁出去，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為母親安排相親。當中不乏有家世背景不錯，甚至有些在現代稱做富二代，在當時稱做公子哥兒的對象。對於這些對象為何沒能成全外婆的心願，其實後來母親承認，當時就是不想要繼續在外婆的掌控底下，所以對於外婆拜託眷村裡婆婆媽媽們所安排的對象，母親雖然人會到場，但其實心理是完全的不接受。母親也承認，當時的她確實想要藉由婚姻，擺脫外公與外婆，並且擺脫這個她從小生長的眷村。
身為家中大姊，且與大妹相差六歲的母親，自年幼時就必須負擔照顧弟妹的責任。這雖然是身在那個時代中的孩子，生命必然的發展。但每當回想起童年都令母親感到傷感的是，外婆經常將生活中的壓力與不順心的情緒，在母親犯下一些些錯誤時，就順勢將情緒發洩在母親身上。以棍棒毒打的經歷自然不在話下，據母親表示她還經常遭到外婆一陣毒打之後，又被外婆騎在背上，用菜刀背劈母親的頭。母親每談到這一段時，總是會說：「有好幾次還被劈到滿臉是血。」
選擇嫁給父親就是母親唯一一次違背外婆的期待。雖說這是她自己所做的決定，但就如佛洛姆所說，被虐狂者用不著做決定，用不著冒任何危險；他從不孤獨，但他不是獨立的；他沒有完整性；他還沒有完全出生（孟祥森譯，2003）。所以這個決定，其實也是因為他能保護她、照顧她的特質，讓母親覺得困頓與疲累的生命可以得到喘息。但怎知婚後母親的生命卻是被另一個人所引導與安排。
小時候母親曾告訴我，父親在婚後才顯露出本性，不但工作不穩定，經常薪水不拿回家，甚至還會對她拳腳相向。因此，當她發現有了我之後，曾跑去找婦產科要把我拿掉，但醫師回應母親：「你在裝了避孕器的情況下，還能懷這個孩子，或許這是上天的旨意。」而不願意進行手術。
等懷我到五個多月時，父親又因故對她動粗，母親說她實在不願意讓我到這個家來受苦，因此決定要用加工的方式將我流掉。她將一把椅子放到餐桌上，然後站在椅子的邊緣，雙腳向椅子前方滑動，最後從椅子上摔落。至於結果是毫無疑問的沒有成功。就連我母親也說：「後來我想，連這樣都沒能讓你流掉，或許你來真的就像那個醫生所說的，是上天的旨意吧！」
等到我出生之後，因為經常半夜哭鬧，母親說有好幾次，她實在累得沒辦法再爬起來哄我，結果父親竟然是將我抱起，賞給我兩巴掌後，又將我重摔在床上。當我一歲時，父親與母親帶著我至衛生所進行預防針注射時，醫師意外發現我的心臟有雜音，因而要求他們帶我至大醫院進行檢查。檢查結果確認是心室中膈缺損，也就是左右心室間的肌肉有破洞，造成兩側血液相互流通，使得血液在體內循環時帶氧量不足。唯一的治療方式就是進行手術修補。
父親在我診斷確定之後，開始帶著我在各大醫院間求診，他曾經回憶道：「那時候所有的醫生都說一歲多的孩子，不能進行這樣的手術。榮總跟國泰說要七歲以後，台大也說至少要等到四歲以後，可是我哪裡知道你能不能等到那個時候。後來長庚的張昭雄醫師那時候剛從美國回來，他說他可以現在就幫你動手術，我們就趕快把你抱過去。」
或許是因為當時的儀器設備不夠先進，所以手術後的每一年追蹤，都還是發現我的心跳有嚴重的雜音。一直到我四歲時，有一天回家後竟然立刻翻白眼且全身癱軟的躺臥在沙發上。父親見狀，立刻抱著我奔下四樓，以跑百米的速度奔向距離七、八百公尺遠的診所。到了診所，醫師立刻叫救護車轉送長庚醫院，這才確定我的心臟還有破洞未被縫補。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手術。但關於我心臟的手術史並未就此終止。
就在我第二次心臟手術完成，並且已拆線要做出院前最後的檢查時，醫院又再度發現，原來我的心室中膈還有兩處發育未完全的破洞需要修補。就這樣我進行了第三次的心臟手術，而三次手術總共在我的心室中膈上修補了五處內的破洞。
母親後來描述，當日只有她和我在醫院，然即使我已被推進手術室，我母親依舊不願簽署手術同意書，但醫生表示，若不再進行那次手術，我恐怕活不過六歲，但我母親只能含著淚哭求醫師將我推出來，不願冒著我可能當日就會離開她的風險進行手術。因此，主治醫師便親自打電話至報社找我父親。
「就現在立刻推進去開，我馬上過來簽字。」這是我父親當日在電話中給予醫生的答覆。
他們倆人的決定，究竟誰對誰錯，在當下沒人能說得準。事後回觀，若沒有我父親，就沒有第三次手術的成功，今日我也不可能在這將這些故事娓娓道來。光我這四年的生命，就與我父親充滿許多的糾葛，但所有的一切並未終止，也尚未打住。
在我四歲那一年，也就是民國六十九年底，我的小姑媽，也就是那與我父親一同在他們二伯父家長大的姊姊，因為胃癌過世了。也在同一年裡，父親原本在台灣新生報擔任社會組新聞記者的工作，但因為挖他過去的中華日報總編輯突然猝死，而新任總編輯並不承認這項人事安排，迫使他離開。但母親經常在與父親的爭吵中提到，要不是因為父親的脾氣不好，經常與人起衝突，也不會搞到無法回頭的局面，後來父親雖然又再度回到新生報服務，但卻是被調往業務部負責拉廣告。
其實，父親的個性並不適合擔任業務工作，所以連一個廣告也沒有，在經歷一年左右的時間之後，在民國七十年被新生報資遣了。從此，我們家的財務狀況就更加雪上加霜了，因為父親在後來的十五年間，不斷地在轉換工作，甚至有時兩個工作之間的間隔長達好多年。
記憶中，在我四、五歲的這兩年裡，有好幾次假日或晚上，突然有人來按電鈴，一開門是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對方兇神惡煞的模樣，指名要找我父親，原來他們是登門要債的。但父親卻早已出門不在家，而這些債主卻都演出同一套劇本的台詞。「妳先生說已經把錢交給妳，要我找妳拿。」但我母親卻始終不知錢在何方。
最後這些債主不是在門口大吼大叫，就是亮出刀子，而母親為了擔心債主會傷害我們，因此每次都會帶著我們向債主下跪求饒，並且承諾會擔起債務，待債主離去後，才哭哭啼啼的打電話四處調錢。
曾經我問過母親，父親會四處欠債，會不會是因為我在那一年裡開了兩次心臟手術。因為母親說過那兩次手術，在當時一共花了約四十萬。結果母親回答不可能。因為當時這些錢，有二十萬是母親原本準備好要買房子的錢，而另外二十萬是她在辦公室四處跟別人起會和標會來的。雖然債主上來要債的記憶只出現在這兩年裡，但卻是抹滅不去的記憶。同時也似乎是與父親另一種糾葛的開始。
民國七十年這一年，爺爺從台中國稅局退休很多年之後，從台中搬回台北與我們一家同住，直到七十三年過世，在這段時間裡，爺爺不但與父親的互動不多，甚至與我和我哥哥的互動也不多。印象中，爺爺每天最愛去位於木柵的茶藝館喝茶，雖然我不清楚確切位置，只知道常常有人打電話到家裡來，約他去茶藝館下棋和喝茶。
七十三年，爺爺過世了，從民國六十八年到七十三年間，家族中的許多長輩一一的離開我們，從父親的二伯父，父親的小姊姊，我的外婆以及我的爺爺。這當中每一場的告別式在我心中都留下些畫面，但印象中父親只有在小姑媽的告別式時，掉下了眼淚。
爺爺過世時，只有父親與爺爺在家，曾聽到父親是這麼跟母親說的：「我聽到他在咳嗽，好像有一口痰咳不出來，我就打一一九，等一一九到的時候他就走了。」我不知道當時父親是否有掉淚，但告別式當天，從我們在禮堂，去火葬場，後來撿骨到最後送爺爺進塔，父親沒有掉下過一滴淚。對他而言，這一切就像只是在處理一件事情一般。
六、啟動的變奏曲
七十一年黨部成立了一家新的報社，叫做「商工時報」，報導方向與功能和工商日報因為太過類似，始終發行量不佳，最終在七十三年停刊，報社解散，父親被資遣。後來報禁開放，父親就一直在許多名不見經傳的短命小報間轉換。父親後來的工作不穩定，讓我們原本就是在租房子討生活的家，在七十三年時，因房租的壓力不得不搬到國防部配給外公的眷舍裡。
就在同一個時期裡，母親一直懷疑父親有外遇，前後長達十年。母親的懷疑也並非完全空穴來風，因為在這些年中，父親絕大多數的時間是沒有工作的，卻謊稱有單位贊助招待，前往韓國、澳洲及關島進行觀光考察，然不久之後卻發現父親在那段時間裡，向許多親戚借錢，甚至還將家中值錢的物品拿去典當。
開放大陸探親後，父親於七十七年間前往南京，探視父親的大姊雯雯，那時父親同樣是處在失業狀態中，卻軟硬兼施的讓母親透過標會，拿了十五萬元給父親購買金飾、服裝、女用絲襪以及美元現鈔。在那十天裡，分隔四十年的姊弟相見了。祖母那座十多年無法祭拜的墳，也祭拜了，姊弟倆不知相擁而泣了多少回。十天後，父親在南京的家人，因父親的到來，每個人都得到了豐厚的禮物；而父親在台北的家人，卻因為父親這一趟的行程，在財務上又更加困窘了。
在這趟旅程之中，父親拍了許多照片。在整理時，母親發現一張父親在機場的照片，身旁還站一個女人，這女人不但是父親在商工時報的同事，也是母親一直懷疑在父親身邊的外遇對象。「就只不過是剛好在機場遇到，一起照一張像而已。」父親用一貫的兇惡態度強烈否認著。
母親當然不相信父親的說詞，因此直接打電話給對方，電話接起後母親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妳為什麼會跟我先生去南京？」但據母親說對方並未對此質疑回應，但在掛電話前，說出一句對不起。
在父親不斷強力否認且沒有確切證據之下，母親只能讓這件事情不了了之，而那一句對不起，父親說：「不過就是她不知道怎麼跟妳說，隨便敷衍妳一句話，結果妳就當真！」
從南京回來台灣之後不久，父親發展出一個新的嗜好，唱卡拉OK。一開始用的理由是要去談生意。他說那趟大陸行，他回滁州老家走了一回，當地市委書記承諾，只要我們能去投資，小梨花營的那塊地就可以還給我們家，因此父親認真的做起回滁縣開「醉翁亭大酒店」的大夢，不但每日白天在家寫企劃案，晚上還約人去卡拉OK店投資談生意。
四、五年過去了，酒店只蓋在紙張上，父親依舊沒有工作，家庭開銷一就只靠著母親擔任基層公務員的微薄薪水支撐，但這時卻爆發出來將我們這個「家」徹底瓦解的事件。
(未完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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